论周恩来对大埔革命斗争的影响

                                                            论周恩来对大埔革命斗争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曾两次莅大埔县。现笔者据有关史料记载，谨对周恩来给大埔党和民众的关怀、教诲及在大埔留下的风范对大埔革命斗争产生的历史影响，浅作如下的论述。
                                                                                                               一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后，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南昌起义军南下，实施旨在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策。南昌起义军入闽至长汀后，前委再度召开会议，会上取决主力南下海陆丰创建革命政权、根据地，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十一军二十五师等部留驻大埔县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的分兵主张。会后；起义军移兵上杭。此时，中共粤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策动暴动迎接起义军入粤的同时，指示中共汕头地委派出代表到上杭与起义军联系。是年9月上旬，中共大埔县部委派出赖释然、李明光、丘宗海等，随中共汕头地委秘书罗伯良到上杭。大埔党代表到上杭后，和闽西地方党的负责人一起，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周恩来详细听取大埔代表汇报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埔革命受国民党右派摧残及逆境中党组织落实粤省以策动暴动迎接起义军入粤的指示，组织茶阳、高陂、百侯暴动等若干情况后，对大埔在逆境中的斗争倍感亲切。之后，周恩来介绍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并告诉大埔代表，南昌起义军入粤的目的是打到潮汕一带和海陆丰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在那里建立政权和根据地。还根据大埔的斗争实际，指示大埔代表：一是要用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二是起义军入埔后，地方党组织要协助搞好运输，筹集粮饷，协助警戒和搜集情报、收容伤病员等。

另外，由于斗争艰苦与环境的恶劣，周恩来早在率军南下至广昌时，“染上疾病”。因一路运筹，他无暇顾及疾病。至大埔时，高烧不退，但上杭时大埔代表汇报的情况使他知道大埔的革命斗争的基础。因而叮嘱起义军，特别朱德所率的驻大埔三河坝部队，一定要认真落实前委南昌、长汀等地会议决议。使起义军在大埔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县城，朱德与前委领导一起，在“养育堂”召开大埔党员、团员、农军、农会会员代表会议武装大埔骨干，帮助改组工农革命政权。起义军宣传队、工作队广泛张贴总指挥贺龙署名的《安民告示》及“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内容的标语。处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赠送枪枝、弹药给大埔工农武装。朱德还亲自在大埔县三河坝汇城南门外的大沙坝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旨在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阐明南昌起义意义，宣传起义军性质、纪律，号召群众拿起武器，反击反革命武装的演讲。另外，起义军还贴出“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使大埔未接到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前，就从起义军的宣传中接受了土地革命的思想。

周恩宋与彭湃、贺龙等乘船至潮汕途经埔南高陂作短暂停留时，还在船上接见了埔籍原潮梅党的负责人郭瘦贞与大埔高陂区委代表钟展南等，并一同乘船至潮州。东江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周恩来知道，大埔需要党和工农武装骨干。大埔的革命需要经费。因而通知时任东江工农革命军副总指挥的郭瘦贞率钟展南返大埔，到三河坝与朱德联系，并交大洋1000块给他们带回大埔县。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主力占据潮州、汕头后，国民党右派军陈济棠；黄绍坑、钱大钧等部，则重点分别对南昌起义军潮汕及三河坝部队发起进攻。潮州、汕头先后失守。潮汕局势危急之际，周恩来身病更重。但他对在大埔三河坝的起义军，对大埔的革命斗争挂记在心上。重病中，对如何开展大埔的斗争等问题，写好指示信，令中共粤省委派至起义军中协助工作的大埔籍蓝裕业急送回大埔县。

二

1931年冬，周恩来进苏区途经大埔时，他的风范在大埔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后叛变.此时,由于向忠发的出卖,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企图逮捕周恩来夫妇.危难之际，周恩来如果带着邓颖超和王明一样，离沪至苏联莫斯科可安逸、舒适。可他没有这样做，因这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他分管军委与苏区的工作。他服从党的事业需要，自觉履行决议，决定往中央苏区去。到中央苏区，因中央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各交通网(线)先后遭国民媚特务的破坏，仅存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沿韩(江)汀(江)到大埔北部青溪走陆路进入中央苏区的交通线相通。这条交通线线长、路远，水陆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白色统治区。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去的选择，表现了他对党忠诚、不顾自身危难的崇高思想。

是年12月上旬，33岁的周恩来，告别时近4年・(其间他曾两次去苏联)的上海白区生涯，在交通员肖桂昌、黄华的护送下，开始了往中央苏区去的行程。

  周恩来一行乘船至大埔北部茶阳镇码头时，已是午后。茶阳镇是国民党大埔县政府所在地，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后，大埔县境内常驻一个团的兵力。茶阳羊迈岗设有大埔、永定封锁岗卡。白色恐怖中，韩(江)汀(江)交通线大埔中站茶阳交通联络点，在极隐蔽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周恩来经数天的船舟之旅，极劳累，急需一个休息的住所。但他想到的是交通联络点的安全，放弃了在茶阳投宿，继续乘船到青溪交通中站。船至青溪交通中站，已是晚上9时许，他们走进大埔交通中站――“永丰”号咸杂店时，店主余良晋、妻子黄莲开、交通员卢伟良、蔡雨晴，还有多宝坑交通小站的女交通员江崔英等，巳等候多时了。旋即，周恩来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入乡随俗地和交通员一起,同坐一桌，共餐大埔农家又甜又软的番薯(地瓜)和糙米饭，他边吃边和同志们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席间，他为人达观，谈锋甚健、而且语言风趣、幽默，很快赶跑了同桌吃饭同志的悸意。大埔的同志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了一位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伟人形象。是日子夜时分，周恩来等在女交通员江崔英的引带下，向多宝坑进发。到多宝坑后，周恩来见到建立在交通家庭的交通小站，为进出中央苏区同志的安全，开动脑筋在屋后的秆棚上秘密装修一个后门面山而开，若发现特殊情况时，室内的同志可从后门进入屋后的深山密林之中的特殊卧室。听到老户主老交通员江强英阿婆在多宝坑交通小站受敌击时，为掩护交通员杨现邻安全转移，引敌饮弹壮烈牺牲；交通员邹日祥被捕入狱后，酷刑面前坚贞不屈，经营救出狱后，坚持战斗在交通战线上；江崔英含泪掩埋好婆婆的尸体后,心里虽然惦记着狱中丈夫的安危，但革命意志更坚定，坚持干交通工作。邹日祥一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及这天主人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仍以鸭肉为主的客家风味食品的热情招待，周恩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把这个交通家庭挂记在心上，几十年后的1965年，身任国务院总理的他，到广州检查工作时，还牵挂着邹日祥一家的冷暖，向省里的领导详细询问邹日祥―家的情况。
  离开多宝坑交通小站后，周恩来一行往位于闽粤交界，大埔境内最后一个交通小站――伯公凹交通小站。在伯公凹交通小阱，周恩来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战士，主动向小站交通员交出经特殊处理的介绍信――一张草纸，放在水中左行显出“上香大埔党史资料：邹日祥、江崔英、益奋等，巳汕”，右行显出“恩来行区”字样，烘干后，字体自然消失。伯公凹是闽粤边区偏僻的山村。这里留下了周恩来为了安全进入苏区，对周围的政治、自然环境等情况，、善作调查，虚心听取群众及交通员的意见的佳话。大埔党史资料的卷宗中，有原小站交通员丘辉如一段回忆笔录：周恩来洗完澡后，便和我谈开了，他问我：“这条路(往闽西永定)好不好走?”我回答说：“有三四里(路)不好走：是农民耕田，上山打柴的路，原想把它开好，但怕影响交通线的秘密。”周恩来听后说：“不开好”。接着又问：“两边有问题吗?”我说：“左右两边的坏分子早已肃清。”“还有其他问题吗?”周恩来耐心地问。我说：“无其它问题了，只有三四里是黄泥路，不好走。”周恩来详细了解路途情况后，勉励我要为革命多做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天晚上，一直谈到8点多钟。最后周恩来提议，明天要赶路，大家休息。……
周恩来在大埔县青溪伯公凹和交通员丘辉如同床共睡，度过一个不平凡的良宵后，在大埔交通中站交通员的护送下，进入闽西永定，于本年底进入江西赣南。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朱德等为纠正苏区内的错误肃反，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为苏区内的各项建设，共同运筹帷幄。

                                                        三

  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两次到大埔县时间虽不长，但他对大埔党和民众的教导、关心及在大埔留下的革命风范，对大埔的革命斗争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从对大埔的革命斗争而论：首先，周恩来在上杭时对大埔党和农军骨干的亲切教导与指示，使大埔党组织与农军骨干明确了斗争任务，此后，大埔的斗争局势由被动变主动。解体的工会、农会等组织纷纷恢复，农军积极扩军练兵，准备迎接起义军入粤。1927年9月16日，起义军前锋进入大埔北部并在石下坝与国民党右派军开战，中共大埔县部委即派出农军一部至石下坝为起义军当向导与配合作战。并指挥农军与民众攻占大埔县城，成立大埔县人民革命政府。起义军大部队入埔后，中共(大)麻(三)河区委负责人房明光、黄拱辰等立即组织余迈丈、余勇文等一批青年学生随军南下潮汕，协助起义宣传和翻译。中共百侯区委亦派出杨兰史、温仰春和曹文、杨庆祥等数十人分别到县城茶阳、三河协助起义军进行政治宣传。在起义军的帮助下，大埔继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工农革命政权后，附城、石云(枫朗)、百侯、同仁(湖寮)等地先后建立了区级工农政权。朱德率部在三河坝与钱大钧等部浴血奋战时，工人、农民、革命师生组成侦察队、运输队积极支前，大埔农军则直接配合起义军作战。其次，周恩来及时派遣郭瘦贞、钟展南等骨干返大埔，使大埔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给大埔1000块大洋及斗争策略上的指导，使大埔的革命斗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不断走向正轨。南昌起义军离开大埔后，民众在党的领导下，不十自国民党右派的腥风血雨。1927年10月，中共大埔县部委在埔南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起义军离埔后如何坚持斗争。接着集中农军于桃源东瓜坪，进行政治、军事整训的同时，将大埔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五团。嗣后，成功地组织了1928年1月的高陂暴动，6月的百侯暴动的同时，发动了岩上、西河、枫朗、平原、大埔角、双溪、英雅等地的农民，举行了大小20余次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大埔的反动势力。党的“六大”精神在大埔贯彻后，党领导民众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道路，革命斗争的烈火从土地革命时期一直燃到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对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设而言，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自觉遵守交通纪律、注重调查研究的身教言传，使大埔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战斗在红色交通线上的同志深受鞭策和鼓舞。大埔的党员和民众牢记周恩来的教诲，学习他的革命风范，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严守纪律，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使中央韩(江)汀(江)红色交通线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成为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红色通道。继周恩来之后，安全护送了刘少奇、博古、陈云等二三百位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和1933年春临时中央局机关经大埔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另外，党中央的文件、情报、党红、白区物资运输至大埔时，都是靠大埔党组织秘密组织群众收藏后，分批肩挑，使之安全进出。客观上，促进了党红白区域的经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