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大埔青溪交通站

经过中央交通线大埔中站（青溪）进 入中央苏区时的周恩来（1931年12月）

　　廖金龙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经各地推荐和专家评审，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日前公布了首批共54处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重点建设示范点名单，我市的平远县红四军纪念馆、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园以及青溪中央红色交通线遗址成功入选。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组织下，由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到中央苏区之间建立了几条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任务，它就是人们所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而大埔交通中站，则是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重要和主要的组成部分，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是当时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交通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英勇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是我党秘密战线斗争的光辉旗帜。现我们约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廖金龙将此业绩作一概述，以飨读者。

大埔青溪村沙岗头码头。中央交通线从此地由水路转为陆路。

　　阳春三月的一天，笔者又一次应乡亲的邀请，来到中央苏区交通线大埔中站所在地——青溪村。大埔青溪不仅山水优美，而且更因其红色交通站与伟人周恩来相关的革命历史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备受瞩目。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开辟交通线

　　1930年春，红四军前委急需沟通同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6月，毛泽东指派卢肇西（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从永定到上海，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建立通往中央苏区交通线的问题，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和支持。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从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亦要求建立一条从苏联到中国中共中央的国际交通线。其时，他也认为建立党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通道迫在眉睫。他强调：“宁可放弃苏区的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8月，中共闽西特委遂作出了建立由汕头至潮州经大埔、永定、上杭到长汀交通线的决议，配合和协助中央组建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线。10月，在周恩来的亲自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中央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指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在交通局的组织领导下，经中共中央批准，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一所秘密机关和招待所。同年底，由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到汕头市建立中法药房分号，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的一个重要交通站。

中央苏区交通线大埔中站“永丰号”客栈原貌

　　1931年初，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三人被派到汕头市建立交通中站，陈彭年为站长，以开设电器材料批发行为掩护。与此同时，调杨步青（后为李沛群）到闽西任交通站长，调蔡雨青（四月后为卢伟良）担任大埔交通中站站长，调肖桂昌、谢美莲、熊志华、张超、赖义斋、涂锐添、曾友清、涂桂兰等担任专职交通员。蔡雨青担任站长期间，交通站由福建省委直接领导，卢伟良负责后改为广东省委领导。路线的走向是，上线：青溪、多宝坑、铁坑、桃坑、虎岗，下线：青溪、茶阳，再由茶阳、三河坝、潮州、汕头到香港。青溪交通站的任务是负责从青溪到上海（途经大埔县城茶阳、潮州、汕头、香港）和从青溪到闽西永定苏区（途经多宝坑、铁坑、桃坑）虎岗的交通护送任务。

　　交通站的护送方法是：水路用小船护送，旱路用武装护送。常备的木船有两艘，一有任务，中站马上派交通员把小船开到大埔县城河边等待。听到远方有汽船响声就立即驶小船靠近汽船悄悄接好头，把从上海、香港等地来的人员物资从汽船上接到小船上，然后逆行三十里护送到青溪沙岗头永丰客栈。由青溪到永定苏区走旱路，交通员武装护送，为避敌人耳目，必须连夜出发，一路上尽是树林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加上夜间更是难走，有时遇月黑风高大雨滂沱，也要马不停蹄赶路。

　　大埔交通中站就设在青溪村的沙岗头（青溪村江边码头）。青溪村当时是一个约有200多户人家的深山乡村，地处闽粤交界的汀江边，属国统区，邻近乡村都有反动民团，在大埔县城还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这些反动武装常到青溪来骚扰。当地地下党组织及交通站亦有专门配合接送的专职交通员。

　　大埔中站在茶阳、青溪村沙岗头等地设联络点。在茶阳开设“同丰杂货店”和“同天饭店”，由李国良、孙世阶负责。在青溪村沙岗头，当年有几间小店，有一家叫“永丰”号的夫妻店，由当地余良晋、黄亚莲夫妇负责，交通站的负责人常驻于此。这间店专门卖烧酒、糕点之类食物，店内设有床铺可以休息，另有后门可以通到后山，遇有意外，随时可以从后门直接转入通往多宝坑的山道。来往人员在此用膳后伺机登楼转移。至今，余良晋后代仍保存着20余件当年永丰号革命文物（其中“永丰”号牌匾已上交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可证当时的历史事实。

　　当年在青溪，负责向导护送的交通员有四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余灿昌、余均平、余川生、余炽邦。还另外租雇有三条木船，管理木船的四个同志叫余家顺、余宜头、余良宜、余维基。他们也都是青溪本地人。

　　1931年12月，大埔交通站护送周恩来进入苏区前后，交通站又划归福建省委负责。期间，周恩来对大埔交通站十分关心和爱护，在沿途，他不顾自己的劳累，时间亦短促，总是不断向陪同护送的负责人和交通员了解交通站的情况和问题，或与他们进行谈话教育，并以鼓励。到达闽西后又指示福建省委应对交通大站中站进行适当的整顿和调整。此时正是罗明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期，罗明特调原在福建省委机关工作的余仲达担任中共埔北区委书记，兼交通线（站）巡视员，并在中站成立支部。次年2月，又在沙岗头另一“永裕”号店铺建了一副站。此副站线路与原中站线路有所不同，从青溪沙岗头-岃背-花窗下-洋门-永定仙师，交通员有余加顺、余灿昌、余君开等。由于交通站经过整顿，人员作了一些调整补充，工作更扩大了，纪律更巩固了。这年3月后，省委先后委派杨献林、杨雄初任大埔交通中站站长，副站长是郑启彬。1933年8月后又任命曾昌明为站长，雷德兴、郑启彬为副站长。曾调动后，即由雷德兴接任，郑启彬仍为副站长，直至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

　　大埔红色交通站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

　　大埔交通中站，从1930年7月开辟至1935年1月，长达4年多，尽管经历了千难万险，但它出色地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

　　1、沟通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文件信息来往。

　　从1930年底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之前，这条交通线沟通了上海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保证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送，使党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情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又使中央苏区能及时得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

　　2、护送大批领导干部进入中央苏区。

　　据史载，大埔交通中站配合中央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

　　一次是1930年冬到1931年春，中央从白区调一批干部到苏区加强领导，有100多人，其中有项英、任弼时、邓发等；还有从苏联学习和旅欧学生回国的几十人。叶剑英也于1931年初由卢伟良从香港护送进中央苏区。当时走的是另一条极其秘密的路线，即从香港乘船到汕头后，乘轻便车到澄海，由澄海步行到饶平县的黄岗圩，从黄岗沿饶（平）、诏（安）边走崎岖难走的山路到大埔埔东，原计划当晚要赶到大埔苏区红军四十八团的驻地，但走到下半夜二点多钟时，确实太疲劳了，就在一个村庄的一间厕所旁，拆了几捆禾草作床铺，睡到快天亮时又继续赶路，安全地进入了埔东游击区。当时大埔县委负责同志饶龙光等知道叶剑英安全到达该区，非常高兴，请他讲述了当时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在大埔县委住了3天后，县委派了一班红军护送他到虎岗。

　　第二次是从1931年5月至年底，因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部分同志转移到中央苏区，如李克农、钱壮飞、吴德峰等。周恩来（化名伍豪）也在这年年底经汕头、潮安、大埔到中央苏区。汕头交通站派肖桂昌护送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卢伟良、蔡雨青等人护送到多宝坑邹日祥家，吃了晚饭，休息约半个小时，经伯公坳时，邱辉如也一块护送，至铁坑、桃坑，到永定虎岗时由时任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派人转接护送到瑞金。

　　第三次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由上海转移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从1930年到1933年1月，由上海经此交通线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计有200多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与国际人士李德（中央红军顾问）等。

　　3、向苏区输送民用、军用等重要物资。

　　当时在敌人的“围剿”封锁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300万苏区人民每年需要价值900万元的盐和600万元的布，需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开展对外贸易，鼓励商人进入苏区经商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党中央和周恩来十分重视在物质方面支援苏区。特命由中央交通站沿途的香港、汕头、大埔以及苏区边境各县的党组织开设各种店铺，利用这些店铺的合法经营，输送苏区所需要的物资。

　　4、到苏区提款也是中央交通线的一个重要任务。

　　1930年秋，卢伟良从闽西特委回香港时，曾带金子10多斤和大洋几百元交给在香港的广东省委。1931年吴德峰到苏区提款一次就带20万元。同年夏天，曾昌明和肖桂昌到苏区提款，在漳州的聂荣臻交给他们价值5000元的金条，带给香港的党组织。

　　这条红色交通线出色完成各项重大任务，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中央苏区和东江、梅州大埔地区的党组织及革命人民，与红色交通战士同心协力、血肉相连、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用智慧、鲜血、汗水连结成的红色交通线的极其重要性，谱写了东江革命根据地梅州各苏区地方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光辉篇章。

　　英雄业绩 永志不忘

　　大埔交通中站建立开辟4年多来，红色交通员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地始终战斗在敌人的虎口狼牙上，期间，他们为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和血的代价。据记载，1931年8月，叛徒江立周发现大埔中站一位负责人杨献林等到多宝坑，便趁夜带龙助波民团，包围多宝坑站负责人邹日祥家。当时杨献林等正在邹屋背牛栏棚上休息。邹日祥的母亲江强英听到狗吠声，起床开门，敌人以为杨等要冲出突围，便开枪射击，江强英被打死，而杨献林等闻枪声后，及时向后山转移。事后，敌人又将邹日祥兄弟三人捕去，严刑逼供。他们宁死也不泄露交通线的秘密，被囚4个月，敌人始终得不到一丝线索。后经峰市商会会长（邹之姐夫）周旋担保释放，邹日祥仍秘密地战斗在红色的交通线上。而叛徒江立周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62年二三月间，中央在广州召开两个重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重要讲话。当周恩来听说张克昌来自大埔，即向张询问有关青溪交通站的往事，并要张克昌有机会代为问候青溪的邹日祥及其家属。

　　1932年秋，反动分子刘足卿发现大水坑棣萼楼（大埔中站的物资仓库）存放过许多苏区物资，遂向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密。结果，县大队走到三方村搜查，该村教师刘光谱得讯，急嘱其妻回大水坑报信。地下党员李应（女）接讯后，立即组织群众，将棣萼楼的30多箱苏区物资转运入山林掩藏。待敌人到大水坑时，物资全部已转移。当晚，闽西苏区派了一连红军和群众，将物资安全运入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期间，蓝衣社特务丘达甫和丘麟、丘刚甫与大埔县长范其务布置剿灭青溪交通站，并窜到青溪坪沙团防驻地。该村校长袁旭华（地下党员）获悉后，即与交通站联系，趁团防局为丘接风，演木头戏之机，带领精干武装袭击敌人，当场将丘达甫、丘麟、县长范其务击毙。敌公安局长范蔚华闻讯带兵“进剿”坪沙，捕去袁旭华、陈占勇等10多人，但敌人得不到任何一人的口供，只好将他们杀害了。后来，敌人又捕杀了参加转载运输的余川生、余积邦等3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大埔站的交通员一直坚持工作，多次与指挥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项英、谭震林、邓子恢、方方等领导人联系，接受任务。1935年大埔交通站副站长郑启彬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捕获，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机密。同年秋，青溪站的交通员和参加运输的群众遭受了一场浩劫，孙世阶、余维邦、余均平、余川生、余积邦等均遭敌人杀害。

　　在沟通和捍卫这条红色的交通线上，本地区还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