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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纪念园
1897年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虎形村,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叶剑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叶宜伟,字沧白。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的小商家庭。少年就学于梅县东山中学,后去南洋谋生。1917年夏,回国进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月,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被荐任孙中山大总统的随员。1922年2月任海军陆战队营长。同年夏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的作战。同年秋任东路讨贼军第8旅参谋长。1923年2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作战。1924年3月升任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并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因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回第2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10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1927年初任新编第2师师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量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4军教导团团长,并率该团南下。9月到广州,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在此期间,还兼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征初期任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12月,军委第1、2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中革军委第1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1935年3月,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后任右路军参谋长。9月9日,当他获得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时,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随即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俄界会议后,军委纵队和红1、3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支队参谋长兼第3纵队司令员,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作战。到陕北后,任两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春东征战役中,指挥中路军作战,牵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同年7月被中共中央派到安塞、西安,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接触洽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回延安后,继续留守西安红军联络处,处理各种遗留事宜,努力促成团结抗战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务委员,在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年3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和反磨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1941年2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时为加强全军参谋部门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同年11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夏,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积极建议中共中央在进行军事反击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延安多次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的国际影响。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2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止军事冲突的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今北京)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返回延安,仍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月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中央和军委后方机关的工作,为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掌握党政军民全面情况,准确了解敌情,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保证。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育作为办校的重要内容,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1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
1949年4月,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主持以解放华南为中心议题的赣州会议,拟定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会后和陈赓指挥第4、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1950年2月,主持拟定解放海南岛的战役指导方针,参与组织领导解放海南岛的工作。从1949年10月~1954年10月,在华南和中南工作期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等职务。领导华南地区完成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任务。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3月,担任由他建议并创办的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提出军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时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他深入探索科研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一整套有关科研的原则和方法,为发展中国的军事科研事业奠定了基础。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初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在主持全军教育训练工作中,对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方针,以及教育训练的对象、内容、制度和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强调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中心工作;全军训练的重点在干部,部队训练的重点在军士,特种兵训练的重点在技术;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办好军事院校,做到“四个结合”,即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研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为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总结部队训练的经验,组织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等军事演习。参与领导制定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多次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实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多方面建树。1965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主持中央军委拟定一系列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1967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1月,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6~7月间,和邓小平一起,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整军备战的根本任务和要求,强调解决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问题,提高军队质量。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79年1月,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点建议,主张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83年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同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中全会增选)、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0)、《叶剑英诗词选集》(1983)、《叶剑英选集》(1996)、《叶剑英军事文选》(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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